黑巖小說

第620章 《存在的迷宮與方言的救贖》（第1頁）

《存在的迷宮與方言的救贖》

——論樹科粵語詩中的現(xiàn)代性困境與語言抵抗

文元詩

在當代漢語詩歌的版圖中，方言寫作猶如一條隱秘的暗河，承載著被普通話主流敘事所遮蔽的生存經驗與地方知識。樹科的粵語詩《商場？迷宮？天堂嘅公交車站？》正是這樣一次充滿張力的語言實踐，詩人將醫(yī)院這一現(xiàn)代性空間轉化為多重隱喻疊加的生存場域，通過粵方言特有的韻律與詞匯，構建了一個關于生命、消費與死亡的寓言。這首創(chuàng)作于2025年的作品，以其敏銳的空間感知和深刻的生存洞察，成為我們解讀當代城市經驗的一個精妙注腳。

醫(yī)院作為現(xiàn)代社會的核心機構，在樹科筆下呈現(xiàn)出令人驚異的多重面孔。詩歌開篇即以三個并置的疑問——"廣場"、"商場"、"公交車站"——解構了醫(yī)院的傳統(tǒng)意象。?？略凇杜R床醫(yī)學的誕生》中揭示醫(yī)院如何成為權力規(guī)訓的典型空間，而樹科的觀察則更進一步：當代醫(yī)院已異化為消費主義與生命政治的復合體。"車水馬龍，人山人海"的描繪，既延續(xù)了古典文學中市井繁華的書寫傳統(tǒng)（如《東京夢華錄》對汴梁的記載），又將這種繁華置于一個充滿反諷的語境中——這里流通的不是商品，而是病痛與生命。"門診大廳，隊伍齊整，紀律嚴明同個陣排隊購物嘅，別無二致"的觀察，精準捕捉了醫(yī)療消費化的社會現(xiàn)實，排隊掛號與排隊購物的行為同構，暗示著健康已成為可購買的服務，生命被納入資本主義的交換邏輯。

詩人對醫(yī)院人群的描繪呈現(xiàn)出本雅明式的"都市漫游者"視角："企嘅，坐嘅，踎嘅，瞓嘅……笑嘅，叫嘅，鬧嘅，哭嘅……"。這些粵語特有的動詞與助詞結構（"嘅"作為完成體標記），不僅傳遞了動作的即時性，更通過聲音的質感（如"踎"[mu]的開口音）強化了身體的在場感。這種方言表達較之普通話的"站的、坐的、蹲的、躺的"更具肌理與溫度，仿佛每個音節(jié)都攜帶著說話者的氣息。人群的"千姿百態(tài)"令詩人迷惘，這種迷惘實則是對現(xiàn)代人生存狀態(tài)的哲學反思——在醫(yī)院這個特殊空間里，生命的各種形態(tài)被并置、壓縮，形成一幅存在主義的浮世繪。

詩歌的高潮在于那兩句戲劇性的對白："別擠我，這里是公共場所！對！這里是公交車站：天堂前站！"。前者是典型的現(xiàn)代性訴求，強調個人空間與公共秩序；后者則將醫(yī)院徹底隱喻化為生死中轉站，其黑色幽默令人想起貝克特《等待戈多》中的對話邏輯?；浾Z中"公交車站"（"巴士站"）的日常性與"天堂"的超越性形成尖銳對比，而"前站"的表述又暗含佛教"中轉站"（如《西藏度亡經》中的"中陰"狀態(tài)）的意味。詩人"想笑，嘟想哭"的反應，正是現(xiàn)代人面對生命荒誕時的典型困境——當醫(yī)療技術延長了死亡過程，醫(yī)院就成了生死之間的灰色地帶，既非完全的生存空間，也非純粹的死亡領域。

樹科的粵語選擇本身就是一種詩學抵抗。在普通話作為"國家語言"的強勢語境下，粵語寫作既是對文化同質化的拒絕，也是對地方性知識的保存。詩中"呢度"（這里）、"喺"（在）、"咗"（了）等方言詞匯，構建了一個聲音的迷宮，只有特定語言共同體的成員才能完全解碼。這種語言策略令人想起策蘭用德語寫作猶太經驗的困境——用壓迫者的語言訴說被壓迫者的記憶?；浾Z作為嶺南文化的活化石，其聲調系統(tǒng)（九聲六調）較普通話更為復雜，能夠傳遞更細膩的情感層次。如"嘟"（又）這個語氣詞的使用，在普通話中難以找到完全對應的表達，它同時包含著猶豫、矛盾與無奈的多重意味。

從詩歌形式看，樹科采用了自由體與口語化表達，但通過粵語特有的節(jié)奏感（如結尾的"沙湖畔"三字，在粵語中為[sɑ

wu

pn]，形成舒緩的降調）營造出獨特的音樂性。這種音樂性與醫(yī)院機械化的環(huán)境形成對照，仿佛在技術理性的荒漠中堅持著人性的韻律。詩歌的空間轉換（從廣場到大廳再到想象中的公交車站）構成一個逐漸內化的過程，最終導向存在主義的拷問——當醫(yī)療成為產業(yè)，生命被簡化為流程，人類的終極關懷將安放何處？

在更廣闊的文化語境中，這首詩可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詩歌形成對話。艾略特《荒原》中的"不真實的城市"、奧登《美術館》對苦難的旁觀，都在樹科的醫(yī)院圖景中得到回響。但不同的是，樹科通過方言的在地性抵抗了現(xiàn)代主義的普遍化傾向，他的"公交車站"不是抽象的象征，而是嶺南老人實際會說的日常比喻。這種將全球性主題地方化的處理，正是后殖民理論家霍米·巴巴所稱的"文化翻譯"——在全球與本土的裂隙中創(chuàng)造新的意義。

《商場？迷宮？天堂嘅公交車站？》的標題本身就是一個漸進的隱喻序列：商場代表消費主義對生命的收編，迷宮象征現(xiàn)代人在制度中的迷失，天堂公交車站則指向生命的終極性問題。這三個問號不是修辭設問，而是真實的困惑——在醫(yī)療技術日益發(fā)達的今天，我們反而更難定義醫(yī)院的本質。這種困惑呼應了海德格爾對"技術時代"的批判：當一切都被簡化為可計算的對象，存在的本真性便隱退了。

樹科的詩歌實踐提示我們：方言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是認知世界的獨特方式?；浾Z中保留的古漢語詞匯（如"嘅"相當于古漢語的"忌"）和語法結構，承載著不同于北方官話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當詩人用"踎"（蹲）而不是普通話的"蹲"時，他不僅選擇了一個詞匯，更選擇了一種身體與空間的關系——在嶺南濕熱氣候中形成的低姿態(tài)生活智慧。這種語言的選擇性運用，構成了一種微觀的政治實踐，對抗著文化全球化的同質化浪潮。

在醫(yī)療日益技術化、語言日益標準化的時代，樹科的粵語詩像一劑苦口良藥，提醒我們生命的復雜性與語言的治愈力。當醫(yī)院變成消費迷宮，方言或許正是那個阿里阿德尼線團，能幫助我們找到回歸本真存在的路徑。詩歌結尾的"粵北韶城沙湖畔"不僅是一個地理標記，更是一種文化立場的宣示——在邊緣處堅持，在方言中守望，這或許就是現(xiàn)代人重建精神家園的可能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