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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8章 《解構與重構：論樹科＜距離＞中的語言異化與存在困境》（第1頁）

《解構與重構：論樹科＜距離＞中的語言異化與存在困境》

文元詩

在當代漢語詩歌的版圖中，粵語詩歌以其獨特的語言質地和文化立場占據(jù)著特殊位置。樹科的《距離》以極簡的文字排列，構建了一個關于現(xiàn)代人存在狀態(tài)的寓言。這首詩表面上是探討人際關系的疏離，實則通過粵語特有的語法結構和詞匯選擇，完成了對傳統(tǒng)抒情詩學的徹底顛覆。全詩僅三十余字，卻形成了三個層次的意義場域：從"你，我"的二元對立，到"我哋"的群體認同，最終擴展至宇宙范疇的"星，月，太陽"。這種遞進式的空間拓展，恰如海德格爾所言"人被拋入世界"的存在困境，個體在群體與宇宙中的位置始終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tài)。

一、語言異化：粵語作為抵抗的詩學武器

樹科選擇粵語寫作本身就具有文化政治學的意義?；浾Z作為漢語族的重要方言，保留了大量古漢語詞匯和語法結構，同時又因香港的特殊歷史而成為抵抗普通話霸權的話語陣地。《距離》中"佢"(他）、"我哋"(我們）、"嘟喺"(都是在）、"冇有"(沒有）等詞匯的使用，構成了對標準漢語書寫的有意偏離。這種偏離不是簡單的方言展示，而是通過語言異化達到陌生化效果。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言："藝術的目的在于使人感受事物，而不僅僅是認知事物。"粵語詞匯的介入打破了讀者對詩歌語言的慣性期待，迫使人們重新審視那些被普通話規(guī)范化所遮蔽的表達可能。

詩中"正值冇有負值嘅值嘟系負值"的悖論式表達，通過粵語特有的否定副詞"冇有"與判斷詞"嘟系"形成語義張力。在數(shù)學語境中，正值與負值本是對立概念，詩人卻宣稱所有"正值"本質上都是"負值"，這種邏輯倒錯令人想起德里達對二元對立的解構?；浾Z中"嘅"作為結構助詞的頻繁使用，更強化了這種判斷的主觀性和不確定性。當詩人用方言重構價值判斷體系時，他實際上是在質疑整個現(xiàn)代性話語中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正值"標準。

二、人稱代詞的拓撲學：從主體間性到群體無意識

《距離》在人稱代詞的運用上呈現(xiàn)出精妙的拓撲學結構。開篇"你，我"的并置模仿了抒情詩的傳統(tǒng)對話模式，但缺少謂語動詞的配置使這種關系懸置在未完成狀態(tài)。第二行引入"佢"這一第三人稱，將二元關系復雜化為三角關系，令人聯(lián)想到拉康的鏡像理論中"他者"對主體構成的干預。而"我哋"的出現(xiàn)標志著個體向群體的轉化，這個粵語特有的復數(shù)人稱代詞，比普通話的"我們"更具地域文化認同感。

詩人對人稱代詞的排列絕非隨意："你，我我，你，佢我哋……"這種順序調整暗示著主體位置的流動性與不穩(wěn)定性。在第一行中"你"居于首位，體現(xiàn)的是他者優(yōu)先的倫理觀；第二行"我"的位置前移，顯示自我意識的覺醒；到第三行"我哋"的集體稱謂，則意味著個體在群體中的消解。這種演變過程恰如弗洛伊德描述的本我、自我到超我的發(fā)展路徑，但詩人以極簡的文字完成了對主體性建構過程的戲劇化呈現(xiàn)。

當人稱代詞最終擴展至"社群，中外"時，詩歌進入社會政治批判維度。現(xiàn)代社會中個體的原子化與群體的抽象化形成尖銳矛盾，"社群"作為理論概念與具體"我哋"的生活體驗之間存在難以彌合的裂縫。詩人通過人稱代詞的拓撲變換，揭示了后現(xiàn)代語境下主體認同的碎片化狀態(tài)。

三、宇宙尺度的價值顛覆：天文意象的哲學轉喻

詩歌后半部分突然轉入天文意象："星，月，太陽……"，這種從微觀人際到宏觀宇宙的跳躍，制造出布萊希特式的間離效果。星辰在天文學中本是價值中性的存在物，詩人卻將其納入"正值負值"的價值判斷體系，這種人為的價值投射暴露了人類認知的局限性。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早已警示："你們通過你們的價值和善惡語言行使權力，這是你們隱秘的愛，你們心靈的閃光、顫栗和溢流。"

"嘟喺正值冇有負值嘅值嘟系負值"這三行構成全詩的核心悖論。從表面看，這是對數(shù)學絕對性的否定，深層則是對人類價值判斷系統(tǒng)的質疑。當詩人宣稱所有被認為是"正值"的存在本質上都是"負值"時，他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將人類從價值宇宙的中心位置驅逐。這種顛覆令人想起貝克特《等待戈多》中"沒有什么比不幸更可笑"的存在主義幽默，樹科以粵語特有的節(jié)奏和語法，達到了相似的荒誕效果。

四、視覺詩學與語言熵增：排版作為意義發(fā)生器

《距離》的排版本身具有視覺詩的特征。詞語之間大量的留白、省略號的使用以及短語的分行排列，共同構成了詩歌的空間形式。這種形式創(chuàng)新不是為新穎而新穎，而是與詩歌主題形成深層互文——"距離"不僅存在于人際關系中，也體現(xiàn)在詞語與詞語、詩行與詩行之間。馬拉美在《骰子一擲》中開創(chuàng)的空白美學在此得到繼承，但樹科賦予其粵語文化的特殊韻律。

詩中省略號的頻繁出現(xiàn)尤其值得玩味。"我哋……"之后的省略，既表示群體的不可言說性，也暗示著敘述的中斷與沉默。這種有意為之的語言匱乏，對應著現(xiàn)代人交流的困境——越是親密的關系越難以用語言捕捉。阿多諾曾言"在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樹科則證明，在語言被徹底工具化的時代，用方言寫短詩或許是最誠實的抵抗。

從信息論視角看，這首詩呈現(xiàn)出明顯的熵增過程：開始是高度有序的"你，我"，隨后逐漸走向混亂的"星，月，太陽……"。這種語言熵增恰恰模擬了現(xiàn)代社會價值體系的崩潰過程。詩人通過精心控制的混亂，達成了對更深層次秩序的暗示。

五、粵語詩學的現(xiàn)代性突圍

《距離》的結尾將天文意象與價值判斷并置，形成驚人的反諷效果。在宇宙尺度下，人類的所有價值標簽都顯得荒謬可笑，這正是加繆所言的"荒謬感"——人類對意義的熱切追求與宇宙的冷漠沉默之間的永恒矛盾。樹科以粵語特有的語法結構和詞匯選擇，將這種存在主義困境地方化、具體化，使其脫離抽象的哲學討論，扎根于嶺南文化的土壤中。

這首詩的創(chuàng)作日期"2025。3。19"可能具有特殊含義。在全球化與地方化激烈交鋒的時代，在人工智能開始威脅人類語言獨特性的前夜，樹科用粵語這首充滿計算語言難以模仿的方言詩，捍衛(wèi)了地方性知識的尊嚴。這令人想起本雅明對"講故事的人"的懷念——在普遍性碾壓特殊性的時代，那些扎根于特定地域、特定語言的經(jīng)驗形式正在消失。

《距離》最終證明，真正的詩歌距離不在于空間遠近，而在于詞語與事物、能指與所指之間的永恒裂隙。樹科通過粵語這一"少數(shù)文學"（德勒茲語）的創(chuàng)造性使用，讓我們重新審視那些被標準化語言所遮蔽的存在真相。在這首短詩中，地域性與普遍性、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個體與群體之間所有被認為"正值"的關系，都被揭示出其本質上的"負值"屬性——這不是虛無主義的宣言，而是對真實接觸可能性的懇切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