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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章 日本森永砒霜奶粉案（第2頁）

三、調查與掩蓋：真相背后的權力博弈

3。1企業(yè)推諉：森永的否認與甩鍋

森永公司在事件曝光后的反應令人失望。面對確鑿的證據(jù)，森永公司不僅沒有立即承認錯誤，反而試圖推卸責任，聲稱奶粉中含有砒霜是原材料供應商的錯，與森永無關。

森永公司的發(fā)言人表示，他們由于相信第二磷酸蘇打的供貨商提供的貨品質量，所以自己沒有檢查的義務。這種推諉責任的態(tài)度引起了受害者家長們的極大不滿。森永公司還試圖通過支付慰問金的方式來草草了事，提出給住院患兒家庭慰問費1萬日元（約600元人民幣），其他患兒家庭3000日元（約180元人民幣），并收回問題奶粉。

這種敷衍了事的處理方式完全無視了受害者家庭的巨大痛苦和損失，也顯示出森永公司對消費者生命健康的漠視。更令人氣憤的是，森永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從未公開道歉，也沒有承擔起應有的責任。

與此同時，原材料供應商也喊冤叫屈，認為自己根本不知道森永乳業(yè)會將那些工業(yè)用品用于食品加工。這種企業(yè)之間的互相推諉，使得受害者家庭在尋求正義的道路上遇到了巨大的障礙。

3。2政府介入：看似公正實則偏袒的調查

在受害者家長們的強烈呼吁下，日本政府主管部門出面挑選專家，組成了專門委員會，研究受害者的診斷標準和賠償方案。然而，這個表面上看起來公正的第三方調查組織，實際上存在嚴重的利益沖突。

調查委員會的活動經(jīng)費都由企業(yè)協(xié)會"日本乳制品協(xié)會"支付，而森永正是這個協(xié)會的重頭企業(yè)。在森永公司不斷的"關注"下，兩個調查組在3個月后先后得出結論——"沒有必要建立特別的賠償"和"不存在后遺癥"。

1956年1月，在"全協(xié)"（森永奶粉被害者同盟全國協(xié)會）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給受害嬰兒體檢，但只能到其指定的醫(yī)院做檢查。結果可想而知，這些由森永指定的醫(yī)院出具的檢查報告幾乎都宣稱嬰兒們"完全康復"，沒有留下任何后遺癥。

為了調節(jié)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還成立了一個由5名學者權威組成的"五人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剛一成立，就出臺了一份調解賠償意見書，內(nèi)容令人震驚：所有死亡者一律賠償25萬日元，生存者不問輕癥重癥一律賠償1萬日元，此次中毒事件完全不必擔心后遺癥影響。

這份明顯袒護森永公司的"一刀切"式賠償意見書，遭到了受害者家長們的一致拒絕。他們要求森永公司不僅必須承擔患兒治療、住院、定期檢查的所有費用，而且對所有后遺癥患兒進行經(jīng)濟補償，具體要求為給死亡患兒家庭一次性250萬日元，給重癥患兒的家庭100萬日元，給中等癥狀的患兒家庭70萬日元，給癥狀較輕的患兒家庭30萬日元。

3。3專家沉默：醫(yī)學界的集體失聲

在整個事件調查過程中，日本的專家們也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直到1968年，都沒有一名醫(yī)生或專家明確地說出森永集團奶粉中毒就是砒霜中毒這樣簡單的事實。他們只是表示這是由于添加劑中含有某種成分造成了中毒，但具體情況卻始終以技術原因為由沒有給出明確的說法。

這種集體沉默使得受害者家庭在尋求醫(yī)學證明和賠償?shù)牡缆飞吓e步維艱。即使家長們帶著孩子四處求醫(yī)，詢問醫(yī)生自己的孩子到底是不是砒霜中毒后遺癥，也很難得到一句肯定的回答。

1956年6月到9月，在岡山縣政府協(xié)助下，岡山縣有1500名受害兒童接受了由日本幼兒保健學會的六名醫(yī)學專家專門制定的精密檢查。檢查結束后，專家們得出的一致意見是"完全不必擔心后遺癥問題"。

這種由權威專家做出的結論，成為了森永公司拒絕承擔責任的依據(jù)，也成為了政府和媒體忽視受害者訴求的理由。直到多年后，一位名叫丸山博的大阪大學教授通過深入研究，才最終證實了受害者的各種病癥確實是毒奶粉造成的，而這個過程整整花了14年。

四、維權之路：一場馬拉松式的抗爭

4。1"全協(xié)"的成立與初期努力

面對森永公司的冷漠和政府的偏袒，受害者家長們決定團結起來，共同維權。他們自發(fā)組成了"森永奶粉被害者同盟全國協(xié)會"（簡稱"全協(xié)"），推舉岡崎哲夫為負責人。岡崎哲夫的女兒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全協(xié)"的成立標志著受害者們開始了一場漫長而艱難的維權之路。他們不僅要面對強大的企業(yè)和政府壓力，還要應對來自社會各方面的質疑和冷漠。然而，為了給孩子們討回公道，這些家長們沒有退縮。

"全協(xié)"向森永公司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森永公司必須負擔患兒治療、住院、定期檢查的所有費用；對所有后遺癥患兒進行經(jīng)濟補償；一次性付清死亡患兒家庭250萬日元，重癥家庭100萬日元，中等癥狀70萬日元，輕癥30萬日元賠款。

此外，"全協(xié)"還要求森永公司設立定期體檢制度以及砒霜中毒癥研究機關，因為對于幸存兒童而言，父母們最為擔心的是砒霜中毒之后，究竟會不會出現(xiàn)后遺癥。

4。2抵制與解散：維權的挫折與堅持

面對"全協(xié)"的合理要求，森永公司和日本政府都采取了消極應對的態(tài)度。在多次交涉無果后，憤怒的"全協(xié)"發(fā)起了第一場"抵制森永產(chǎn)品"運動。然而，這場運動并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

當時的日本正處于戰(zhàn)后恢復期，在經(jīng)濟高度發(fā)展的背景下，人們更多關注的是自身的溫飽問題，對他人的不幸往往無暇顧及。這種社會氛圍使得"全協(xié)"的抵制運動難以獲得廣泛支持，最終以失敗告終。

1956年，在"全協(xié)"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給受害兒童再次體檢，但提出必須到其指定的醫(yī)院進行，否則費用概不負責。在森永公司指定的醫(yī)院，大部分接受體檢的受害兒童父母都收到了"完全康復"的體檢結果證明。這種明顯偏向森永公司的檢查結果，讓"全協(xié)"陷入了困境。

由于無法取得實質性進展，1956年"全協(xié)"被迫解散。然而，維權的火種并沒有熄滅。岡崎哲夫帶領一部分堅持維權的家長，成立了"岡山縣森永奶粉中毒兒童守護會"，繼續(xù)為受害兒童奔走。沒有人能想到，這將是一場長達10余年的艱難歷程。

4。3守護會的堅持：4人的孤軍奮戰(zhàn)

"岡山縣森永奶粉中毒兒童守護會"成立后，面臨著諸多困難。隨著時間的推移，參加維權活動的家長逐年減少，到1960年8月，守護會在東京召開第6次大會時，只剩下以岡崎哲夫為首的4名成員。

這4名成員沒有活動資金，沒有開會場地，只能自帶大米和帳篷在野外聚會，步行去國會找厚生大臣請愿，找到森永社長的家以及森永公司總部尋求交涉。在東京的一周時間里，他們因為用光了本就不多的盤纏，最后不得不找到警察署尋求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