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巖小說

第291章 《方言的復魅》（第1頁）

《方言的復魅》

——論《小草吟吟》中粵語的詩性重構與地方性知識的美學救贖

文元詩

在普通話作為國家通用語言的文化語境中，方言寫作常被視為一種邊緣化的文學實踐。然而，樹科的粵語詩《小草吟吟》卻以其獨特的語言質地和生命姿態(tài)，完成了一次對現代漢語詩歌美學的突圍。這首詩以"小草"為抒情主體，通過粵方言的韻律與詞匯，構建了一個既根植于嶺南文化土壤，又具有普遍詩性意義的文本空間。本文將從方言詩學的語言政治、抒情主體的建構策略、地方性知識的審美轉化三個維度，探討這首短詩如何通過方言的"復魅"過程，實現對抗語言同質化的詩學抵抗。

一、聲音的政治：粵語作為詩性抵抗的媒介

《小草吟吟》開篇即以一組排比句構建抒情節(jié)奏："我會哭，我會笑我會跳舞，我會歌唱"。這種結構在普通話文本中或許顯得平常，但用粵語誦讀時，"哭"(huk1）、"笑"(siu3）、"舞"(mou5）、"唱"(coeng3）等字在粵語九聲系統(tǒng)里形成的聲調變化，產生了獨特的音樂性。語言學家趙元任曾指出，粵語保留了中古漢語的入聲系統(tǒng)，其"平上去入各分陰陽"的聲調特點，比普通話的四聲系統(tǒng)更接近唐詩的發(fā)音規(guī)則。詩中"陽光，月明，星耀藍天白云絮飄飄"等句，若用粵語吟誦，其平仄交替產生的韻律美，恰似晚唐溫庭筠"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的聲律效果。這種通過方言實現的音韻復魅，使詩歌掙脫了現代漢語新詩常見的散文化傾向。

粵語作為漢語族的重要方言，其詞匯系統(tǒng)保存了大量古漢語成分。詩中"我知姣，我識姣"的"姣"(haau4）字，在《廣韻》中釋為"姣好也"，現代粵語仍保留此義，而普通話已鮮少使用。這種"方言存古"現象，在語言學家羅常培的《漢語音韻學導論》中被視為"語言活化石"。詩人選擇這類詞匯，不僅是對地方語言的忠誠，更是通過語言考古學的方式，重建被標準語削弱的漢語豐富性。法國思想家德勒茲在《千高原》中提出的"少數文學"概念，恰可解釋這種實踐——方言寫作通過主流語言的內部變異，創(chuàng)造"語言的特殊使用"，從而瓦解標準語的權力結構。

詩中"你哋"(nei5

dei6）、"我哋"(ngo5

dei6）等粵語特有代詞的使用，構建了一個排他性的語言共同體。語言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曾言："語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這些方言詞匯為讀者設定了理解的門檻，卻也創(chuàng)造了進入特定生活世界的密匙。當詩人寫道"喺呢個溫馨嘅夜晚"(在這個溫馨的夜晚），"噈想咁起行"(就想這樣出發(fā)），其通過方言虛詞("嘅"、"噈"、"咁"）營造的口語親切感，是普通話難以完全轉譯的。這種"不可譯性"恰恰彰顯了方言寫作的價值——它拒絕被完全收編進標準語的闡釋體系，保持著語言的異質性和抵抗性。

二、草根的玄思：抒情主體的雙重鏡像

《小草吟吟》以擬人化的"小草"作為抒情主體，這個意象的選擇本身即富含地方性智慧。嶺南氣候溫暖濕潤，草木生長旺盛，"小草"在此不僅是自然物象，更是嶺南人生命力的隱喻。詩人筆下的草"會哭會笑"、"會跳舞歌唱"，這種賦予植物以人類情感的寫法，令人想起《詩經》中的"荇菜左右流之"或是《楚辭》香草美人的傳統(tǒng)。但樹科的創(chuàng)新在于，他將這個古典意象完全置于粵語語境中，創(chuàng)造出既傳統(tǒng)又現代的抒情人格。

小草"知姣識姣"的自我認知，展現了嶺南文化特有的世俗智慧。"姣"在粵語中既有美好之意，也暗含機靈聰慧的意味，這種語義的豐富性使抒情主體擺脫了單純謳歌自然的單薄，而具備了復雜的人格特質。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論真理》中指出，真正的存在溝通需要"密碼"作為媒介，粵語在此成為解密嶺南人精神世界的特殊密碼。當小草呼喚"我要你哋，我哋一齊"(我要你們，我們一起），其集體主義的表達方式，折射出嶺南文化重視社群關系的倫理觀，這與儒家"群"的概念一脈相承，卻又帶著廣府人特有的務實與熱情。

詩歌后半部分轉向對行動的呼喚："向天歌，走天涯"，這種浪漫情懷通過粵語表達時，產生了微妙的張力。粵語本質上是一種商業(yè)貿易發(fā)達地區(qū)產生的實用型語言，用其表達"走天涯"的豪情，恰似在務實精神中迸發(fā)的理想主義火花。文化地理學家段義孚在《空間與地方》中提出的"地方依戀"(topophilia）理論，可解釋這種情感——小草對"海內山河嬌嬈嬈"的贊美，本質上是對生于斯長于斯的地方的深情凝視。而"噈想咁起行"(就想這樣出發(fā)）的灑脫，又展現了嶺南文化中"敢為天下先"的開拓精神，這與近代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前沿的歷史角色形成互文。

三、地方的飛地：粵北韶城的詩意重構

詩末標注的創(chuàng)作地點"粵北韶城沙湖畔"，為文本提供了具體的地理坐標。韶關古稱韶州，是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交匯的要沖，韓愈曾被貶至此，留下"雪擁藍關馬不前"的慨嘆。樹科在這樣一個歷史厚重的場所寫作粵語詩，無形中構建了文化地理學家愛德華·索亞所謂的"第三空間"——一個既真實又想象的詩意空間。詩中"藍天白云絮飄飄"的明媚景象，與韶關作為重工業(yè)城市的一般想象形成反差，這種通過詩歌實現的"地方重塑"，具有現象學意義上的"回到事物本身"的意味。

《小草吟吟》中自然意象的運用，暗合嶺南畫派"折衷中西"的美學追求。"陽光，月明，星耀"的并置，既有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美，又帶有印象派式的光色捕捉。藝術史學家高居翰曾指出，嶺南畫派善于在傳統(tǒng)水墨中融入西方繪畫的光影技法，樹科的詩歌同樣實現了這種融合。當粵語的音韻節(jié)奏承載這些意象時，創(chuàng)造出獨特的視聽聯覺效果，如同粵劇"唱念做打"的綜合性藝術體驗。

詩中反復出現的"一齊"(一起）概念，揭示了廣府文化"同聲同氣"的集體意識。人類學家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描述的"差序格局"，在嶺南地區(qū)表現為以方言為紐帶的強社群關系。小草對"我哋"(我們）的強調，正是這種文化心理的詩歌轉化。而"向天歌"的舉動，又暗含客家山歌等嶺南民間藝術的影子，使短小的詩篇承載了豐富的文化地層。

結語：方言的詩學救贖

《小草吟吟》通過粵語的詩性運用，實現了三層次的美學突破：在語言學層面，它證明方言不是標準語的粗陋變體，而是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語言系統(tǒng)；在文化政治層面，它通過"小草"的微弱聲音，完成了對中心話語的溫柔抵抗；在存在論層面，它讓被現代化進程壓抑的地方性知識重新獲得言說的權力。德國哲學家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提出的"純語言"(reine

Sprache）概念，或許可以用來形容樹科的追求——通過方言寫作，讓語言回歸其最本真的詩性狀態(tài)。

在全球化帶來文化同質化的今天，《小草吟吟》這樣的方言詩歌猶如一個個文化的"飛地"，保存著語言多樣性的火種。當小草在粵北的夜晚呼喚"我哋噈想咁起行"，它不僅是邀請讀者開始一段詩意的旅程，更是召喚我們重新發(fā)現那些被主流敘事邊緣化，卻依然生機勃勃的地方性知識。法國詩人佩吉所言"一切始于神秘而終于政治"，或許正是對方言詩歌命運的最佳詮釋——樹科通過《小草吟吟》證明，最美的抵抗，有時只需一株會唱歌的小草，和它腳下那片沉默而豐饒的方言土壤。